隋煬帝時期開鑿的貫通南北的大運河，是在7世紀初中國勞動人民的偉大勞作之下完成的，直接參與運河開鑿工程的有幾百萬人。大運河開通之後，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第一，大運河把黃河、海河、淮河、長江、錢塘江聯係起來，大大縮短了南北的距離，便利了南北的交通。第二，它使南北物產的交流有了暢通的渠道，對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並在運河沿岸興起了大量的商業城市，並因其地理位置的優越而日益重要，通濟渠口的汴州及邗溝南口的揚州，就是兩個最重要的例子。第三，大運河還使得隋以後的唐、宋等朝，由於南北交通的便利，更容易形成統一的向心力。在海運與陸運均無法通暢或采用新式交通工具之前，運河一直是國內溝通南北的大動脈。
大運河的開鑿過程中，因隋煬帝好大喜功，各段的工期都趕得非常緊，動用的民夫數量達上百萬。在嚴酷的監管之下，通濟渠於大業元年（605）三月開鑿，八月就已通航；永濟渠在大業四年（608）正月開鑿，數月之間已經完工。如此巨大的工程，官吏督役嚴急，不可避免給人民帶來許多苦難，大量民夫勞作過度，加之饑寒交迫，疾病侵襲，死亡過半。從隋煬帝開鑿運河的主觀目的來說，他主要是為了加強對南方的控製以及本人巡遊享樂的需要，隋煬帝在運河開通之後，又命地方官員沿途招待，率領後宮、百官巡遊江都，給運河沿岸地區帶來慘重的損失。
但是，在客觀結果方麵，運河對唐宋時期經濟發展上的積極作用，時人做出了高度的評價。《元和郡縣圖誌》稱煬帝開通濟渠，“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焉”[26]。皮日休有《汴河銘》，指稱“隋之淇、汴……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27]，並做有《汴河懷古》來稱讚開鑿運河的偉大業績，詩雲：“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裏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宋人盧襄有《西征記》評價說：“隋大業間所以浚辟使達於揚子，不過事遊幸爾……今則每歲漕上給於京師者數千百艘，舳艫相銜，朝暮不絕，蓋有害於一時，而利於千百載之也哉！”[28]這些評價，對隋煬帝開鑿運河的作為基本予以肯定。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運河開通後，中央政府的控製能力大大提升，並將對江南地區物質的轉輸置於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也加重了對民眾的剝削，晚唐詩人李敬方在《汴河急進船》中稱“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唐朝後期因北方地區藩鎮割據，中央政府財政的開支，基本上要依靠江南地區，政府機構通過運河的輸送，維持著運作，一旦運河的漕運功能被切斷，唐朝的命運也就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