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治是帝王政治。君主品格的好壞與統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帝國政治秩序的有效運轉。唐太宗曾引用古人之語“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此向群臣說明君主在王朝統治中應該發揮統領與引導作用。為此，他以堯舜之道、周孔之教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以期達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治世。
唐太宗認為一個賢明的君主應該能夠做到思短而益善，不斷地完善自己。對於自己的不足，唐太宗本人一直有著清醒的認識。貞觀二年（628），他曾對房玄齡坦露，自己年輕之時忙於東征西討，無暇讀書，登基之後，卻發現為政之道，均在書內，深深後悔當年讀書太少。為此，他詔令魏徵、虞世南、褚亮以及蕭德言等人，搜集古書中關乎政術治道者，編成《群書治要》一書，作為自己的治國寶典，並遵循前代帝王所行善政，力行不怠。比如有一次，唐太宗想建造一座宮殿，前期準備都已做好，也已令人采伐樹木，但因看到《晉書·劉聰載記》中所記廷尉陳元達切諫劉聰營構宮殿之事，深感為誡，便主動下令停止修造。不僅如此，他還在宮內設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學名士，使之擔任學士，上朝聽政之餘，與之討論典籍，商議政事。眾多學士之中，最著名的當屬虞世南。虞世南雖然相貌不揚，但卻博聞多識，加上性格剛烈，喜好諫議，頗為唐太宗所重。君臣二人經常同觀古籍，談經論史，共論古今帝王得失。
觀書求治之外，唐太宗的勤政也是貞觀時期一抹亮麗的風景。唐太宗上台以後，隨著唐朝政局的穩定，國家運轉逐漸步入正軌，臣下奏事也日趨繁多。麵對繁忙的政務，唐太宗經常思考對策，或至夜半不寐。但他的勤政絕非事無大小，必定躬親，也絕非權無大小，必定獨攬。貞觀四年（630），唐太宗曾詢問房玄齡、蕭瑀等人如何評價隋文帝楊堅。蕭瑀對曰：“克己複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雖非性體仁明，亦是勵精之主也。”[2]唐太宗卻對蕭瑀的意見不以為然，認為他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他看來，隋文帝雖然勤政，但“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而且天下至廣，政事千頭萬緒，絕不能“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他還曾說：“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複憂勞，安能盡善？”由此觀之，在唐太宗的執政理念中，君主需要勤政，但勤政一定要有理性的方式與合理的範圍，需放權之處，便應交由臣下處理。貞觀三年（629），唐太宗曾對裴寂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