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唐太宗的帝王之路充滿曲折，既有父子衝突，又有兄弟反目。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對人才的爭奪與任用是唐太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唐太宗之所以能在玄武門之變中擊敗李建成與李元吉，秦王府府僚的謀劃推動之功，絕不可沒。上台之後，他更加重視臣僚在帝國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貞觀初，唐太宗曾對蕭瑀說：
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4]
為了集思廣益，他下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班，以備顧問，隨時引對，詢訪民間疾苦以及政務得失。在唐太宗眼中，即便是賢明之君，也須有良臣輔佐。他曾對臣下說：“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他還曾教諭群臣：“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正因如此，唐太宗從未獨攬貞觀年間社會安治局麵的功勞，而是非常肯定群臣對自己的匡正之功，他認為“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在唐太宗的提倡之下，君臣和諧、同體共治的理念成為貞觀君臣的共識。比如魏徵在貞觀十四年（640）的一封奏疏中說：
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5]
在魏徵看來，君主好比是人的頭腦，臣下好比是人的四肢，隻有彼此同心，才能治理好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