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唐太宗長於民間，曆經隋末喪亂，對民間疾苦，無不知之。在他看來，為君之道，必先存撫百姓，絕不可苛剝百姓以奉養君主。貞觀初年，他曾對王珪說起隋文帝統治時期，某年大旱，百姓饑乏。當時國庫充盈，但隋文帝竟然不憐百姓而惜倉廩，任百姓逐糧，而不加以賑濟。隋煬帝即位之後，恃此富饒，奢華無道，終致亡國。隋亡的教訓告訴後人，治理國家，最重要的因素是百姓，而不是國庫。唐太宗還不止一次地表示人君應該簡潔清淨，方能不誤農時，不擾百姓。為了消弭天下百姓疾苦，他甚至願意以犧牲自我為代價。貞觀二年（628），京師大旱，發生蝗災。唐太宗在禁苑之內捉到幾隻蝗蟲，憤怒地詛咒道：“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說完，就要把幾隻蝗蟲吃掉。左右之人忙上前製止。唐太宗說：“移災朕躬。”說完就把蝗蟲吞了下去。說來也巧，那一年，蝗蟲沒有繼續為災。正是因為唐太宗具備這種以人為本、體恤民情的思想理念，才使他在唐王朝基本統治路線的製定過程中，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貞觀初年，唐太宗曾在一次禦前會議上與群臣討論治理國家的基本理論思路。唐太宗首先拋出問題，認為唐王朝承隋大亂，社會不易治理，老百姓也難以教化，希望群臣能夠發表意見，提出對策。隨著討論的進行，大臣之間形成了兩派意見：一派以魏徵為代表，另一派以封德彝為代表。魏徵認為百姓在曆經喪亂、受盡危困之後，反而向往治世，更易於教化，所以他希望唐太宗能夠實行王道，教化百姓，方能上下同心，太平可期。魏徵的意見遭到了封德彝的強烈反對。封德彝認為，夏、商、周三代以來，百姓日漸澆訛，故秦朝以法律來理國，漢朝則雜用霸道，他們大概不是不想教化好百姓，隻是做不到罷了。他認為魏徵是個書呆子，不識時務，如果信用他的虛妄之論，必定會國破家亡。魏徵也不甘示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