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采納了魏徵的意見，施行仁義王道，摒棄前代“任法禦人”之道。他不主張用嚴刑峻法治理百姓。比如曾有人請求用重法來禁盜。唐太宗不屑一顧地說：“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所以他應該做的是“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讓百姓豐衣足食，他們自然不會淪為盜寇，哪裏用得著什麽嚴刑峻法！為此，貞觀年間，唐太宗對唐王朝的法律製度進行了多次修改完善。
在唐太宗眼中，人的生命最為寶貴，人死不可複生，所以用法須務存寬簡。他對法律製度的調整處處體現出這一原則。貞觀初年，唐太宗就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重新厘定高祖時製定的法律條文，並在戴胄、魏徵的建議之下，將犯大辟之罪理應處死者，改為斷其右趾。即便如此，唐太宗還是覺得太過殘忍，不忍為之。後來，又改斷趾之法為加役流3000裏，不僅活其命，而且全其身。後來經過房玄齡等人的再次整理，與之前相比，唐朝的死刑條目減少了一半，可見唐太宗的矜人之心貫徹在了國家法律的製定過程之中。
唐朝的法律格式包括律、令、格、式，其中“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製，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軌物程事”[18]，種類既多，條目亦繁，不僅對斷罪官員的記憶能力是一種挑戰，而且難免會有思慮不周、輕重紊亂之處，從而為不法官吏上下其手提供了機會。為了避免這種弊端，唐太宗要求製定國家法令，唯須儉約，務必仔細審查，不可在不同的法律條文中多次出現同一罪名，以免給斷罪者帶來困惑。經過房玄齡等人的編檢後，定律500條，令1590條，後又刪除武德以來敕格3000餘件，定留700條，“斟酌今古，除煩去弊，甚為寬簡，便於人者”。不僅如此，唐太宗要求國家法令必須保持穩定，不可輕改，就好比人的汗水，一旦出於人體，便不可回收。所以他認為帝王不可輕出詔令，必須慎之又慎，一旦發出，當永為常式，如若朝令夕改，容易導致人心困惑、奸詐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