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兩漢和平時期的結束，使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商業手工業和貨幣經濟一直處於萎縮狀態，社會經濟發展是畸形的，因此其賦稅製度，整體以農業稅為主，兩漢時期盛行的商業稅，在各個政權的財政體係中的地位，所占比例大都呈極低的水平。
分裂時期的各個政權，為了在兼並戰爭的環境中獲取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大都比較關注內部經濟建設，不少割據政權先後對賦稅和財政製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例如，曹操以國家名義推行的屯田製，曹魏政權廢除漢朝稅製改行田租戶調製，西晉推行占田課田製，以及北魏時期著名的均田製與新租調製等。這些製度改革，使得各政權內部的農業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並推動了江南地區的經濟開發，為唐朝財政與經濟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