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文選教學過程之中我們會常遇到難解字詞，有些是常用字詞，有些是生僻字詞。常用字詞在曆史文選中出現頻率高，加上字詞本身古今詞義的演變，由此增加了學生學習與閱讀古文獻的困難，所以我們要盡可能地掌握常用字詞，以排除學習曆史文選的困難。這對於古文獻的閱讀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正如張舜徽先生在其《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一書首章所強調的，“讀書必先識字”，如果不認識古代漢字，古籍“根本不能讀下去”[1]。
關於文字學、訓詁學的重要性，前賢多有強調，並以此為基礎作出了突出成績，清代學者便是這方麵的典型例子。清人在經史考據方麵做出了突出貢獻，其成就的取得便是出於對文字、音韻、訓詁的高度重視和運用。如清人錢大昕就曾說：“有文字而後有訓詁，有訓詁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2]考史大家王鳴盛也曾說：“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3]皖派創始人、考據學大家戴震更是強調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4]他在給友人《古經解鉤沉》一書作序時總結道：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誌，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竄等。[5]
戴震這段話非常有名。他認為閱讀古聖先賢的經典，隻有通過文字、訓詁才可以言義理、明大道，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其代表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便是通過文字訓詁以求聖人之道的經典之作。戴震的這種觀點和做法在清代非常具有代表性，清人重視文字、考據，由此形成了影響深遠的“乾嘉考據學”。在考據學者們看來，字詞是文本的基本要素，也是思想的重要載體，隻有通過對文章字詞的客觀探究，才可以發覺經典中所蘊涵的義理和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