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普羅科菲耶夫
在蘇聯兩位同等重量級的作曲家中，國內愛樂者對肖斯塔科維奇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要勝過普羅科菲耶夫。我曾與一位朋友聊起其中的緣由，他說普羅科菲耶夫的音樂相對來說比較現代，不像肖斯塔科維奇的那樣容易接受，這一點我倒是完全可以理解。就個人的看法，普羅科菲耶夫的作品相對來說比較純音樂化，就如巴洛克時期作曲家所做的那樣，不太在作品中留下自己所經曆事情的痕跡，因此也就很少給人以音樂之外的鋪陳餘地，不像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那樣，可以從中找到大量與現實息息相關的內容。然而，盡管音樂與現實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但這並不意味著就要求所有的音樂都以同樣的方式去表現它，所以我們也就沒必要讓普羅科菲耶夫用肖斯塔科維奇的語調來說話。
事實上，在當時的蘇聯社會中，普羅科菲耶夫所受到的批判並不比肖斯塔科維奇少，例如他的《降B大調第五交響曲》，其中的某些部分曾被指責為形式主義，作曲家因此被迫給蘇聯作曲家協會寫了封公開信，承認自己的錯誤。說到妥協，幾乎是人人都不可回避的，即使肖斯塔科維奇也不得不撤回排練中的《第四交響曲》，或者創作一些不痛不癢的電影音樂。公平地說，在同樣社會環境中的兩位作曲家，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與來自上層的壓力進行著抗爭，隻不過在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中，更多地表達了個人化的情感，而在普羅科菲耶夫的作品中，更多地體現了個性化的形式。
不管怎樣，俄羅斯音樂傳統對普羅科菲耶夫的影響依舊是非常深刻的，他13歲時就進入聖彼得堡音樂學院，與裏亞朵夫學習和聲、對位，與裏姆斯基——柯薩科夫學習配器，這些奠定了他日後音樂創作的基礎。然而普羅科菲耶夫不是一個固守傳統的人，他與歐洲其他國家保持著密切聯係。他曾於1914年出訪倫敦；1918年後又以獨奏鋼琴家的身份遠赴紐約；1920年至1933年定居巴黎，並與佳吉列夫有過密切往來。他在歐洲的遊曆成就了他許多作品——特別是年輕時代作品中的先鋒因素，這一點或許更多體現在他的奏鳴曲和協奏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