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概括為十二個字：“反對霸權；捍衛主權；保障人權。”
第一是“反對霸權”。
前已說明，美國推行人權外交並不是在捍衛人權，而是以人權為武器推行侵略別國、“西化”“分化”別國的政策，實質上是新型的霸權主義。而1999年3月24日起對南斯拉夫的野蠻侵略又把霸權主義推向一個新的更危險，更具威脅性、虛偽性的新階段，即以防止人道主義災難為名，將人權外交與軍事侵略更緊密結合的新階段，是把偽善與殘暴更無恥地結合起來的新階段。
我們知道，貫穿美國整個對外政策的一條主線是擴張，這是美國進步學者也承認的，如美國外交史學家協會前主席托馬斯·帕特森教授在他和另兩名美國學者合著的《美國外交政策》的序言中就說，他們在書中“強調了擴張主義這一主題”[160]。擴張也是理解美國外交政策發展的關鍵。美國外交政策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時期，即大陸擴張時期（1775年大陸會議秘密通訊委員會建立至1897年美西戰爭前）、海外擴張時期（1898年美西戰爭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全球稱霸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過去主要依靠經濟、政治、軍事手段。後來看到這些手段已無法完全滿足其擴張的需要，特別是在侵越戰爭中連遭失敗，加之國內因20世紀70年代前期的“水門事件”而使其國內外政策遭到普遍指責，遂改變策略，在1977年正式推行人權外交，以便“擺脫越戰後處於守勢的地位，開始再次采取進攻性姿態”[161]。在上述文字的前麵還有這樣一段話：美國要利用“人權運動給美國對外政策增添”在“道義方麵的內容”。“這有助於樹立一種為美國在越戰後重建霸權所迫切需要的仁慈、正直和正義的形象；有助於使美國卷入和幹涉世界各地的政治鬥爭合法化。”及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更急不可耐地以人權為武器以建立美國領導的“世界新秩序”。1992年2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詹姆斯·貝克說，“蘇聯的崩潰產生了一個世紀才有一次的機會在全世界推行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念”[162]。美國認為，凡是不服從西方，尤其是不合美國人權觀念的政權都是專製和非法政權，都必欲顛覆而後快。而且從1977年開始，美國國務院每年都要發表對世界近200個國家和地區人權狀況的年度報告，對別國大加指責，對本國嚴重的人權問題卻諱莫如深。美國國務院竟然吹噓，他們正使人權外交成為一場“真正的世界革命”[163]。中國自然成了他們“世界革命”的主要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