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們常常說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一樣，出生背景和成長環境對於作家也並非無關緊要，這種關係常常會以一種直接的方式進入文學作品。比如，中國現代作家巴金，出生於成都一個封建大家庭，這種背景和經曆無疑對於作家創作出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至關重要。19世紀美國女作家伊迪絲·華頓出生於紐約名門望族，基於她所出身並熟知的紐約上流社會，她寫出了《快樂之家》和《純真年代》這樣的傑作。由於作家往往會寫作自己最熟悉的東西，所以從作家作品中常常可以有意或無意地找出作家的家庭背景，或者作家自己的影子。正因為如此，人們有時候會有意無意地把作品與作家傳記畫上等號。
這種“知人論世”的方法，在中國文學傳統中有著悠久的曆史。最早可見《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根據孟子提出的這一文學批評原則，文學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經曆以及時代背景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唯有通過“知其人”“論其世”的方式，即通過了解作者的生活經曆和時代背景的方式，才能真正準確地理解和把握作品。孟子這一原則對後世的文學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清代章學誠說得更為直截了當：“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文史通義·文德》）[1]所以，作家和作品之間的聯係，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參照作家生平的。比如，我們在理解古代詩歌作品的時候，如能參考詩人的生活經曆或遊覽軌跡，必然會獲得更深的體會。但是我們不能認為文學作品必然是作家對個人生活經驗的完全摹寫，也絕非是完整的另類傳記。因為作家的創作構思，是通過想象和聯想等思維活動對材料進行選擇、加工、改造，不管他使用的是與個人環境緊密相連的材料，還是通過觀察和思考得到的他人或社會的材料，又或者是通過大膽想象和構思而建造的想象性材料，必然會與作家個人背景產生距離，如果要機械地到作品中找出作家生平的映射，在作品人物身上去對號入座，無疑不符合文學的基本規律。即便有些類型的作品，如自傳性作品，大體可以看成是對作家生平的完整記錄，但由於其作為文學作品的一種類型，也會具有一定的虛構性。即使是那些號稱忠實的記錄經曆和思想的自傳，也無法將生活中的真實自我和真實事件，原封不動地在作品中予以呈現。因為“自傳作者敘述的不純粹是事實，也不純粹是經驗，而是經驗化的事實”[2]，而經過這個經驗化的事實過程，事實已經是作者操控後的事實，是可能出於某種目而展現出一種“自傳式自我”，而非真實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