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學的一個重要方麵就是文體類型的劃分及其所依據的準則。文體的分類與文體本身的概念一樣，古已有之，甚至是在遠古文體意識還不是非常清晰的時候。在《尚書》中，人們就將文體分為“典、謨、訓、誥、誓、命”六種。此時的分類更多的是從文類層麵來分析和劃分文體或文學類型，並在之後的文論著作中呈細分化的趨向：“曆來學者關注的焦點大都在‘八體’之分類，並與陸機《文賦》的‘十體’進行比較，稱陸機進一步細分為十體，再到《文心雕龍》三十三類、《文選》三十八類、《文苑英華》五十五類、《唐文粹》十六類、《宋文鑒》六十一類、《元文類》四十三類、《明文衡》三十八類、《文體明辨》一百二十七類等，顯示了文體分類日趨繁複的事實。”[11]並且，在隨後論及文體的相關論著中，如《典論·論文》《文賦》《文心雕龍》等，對文體類型的劃分則同時兼論文類與風格。比如，《文賦》在對十類文體的闡述中，不僅論及了各類文體的名稱，還概括了每類文體所具有的特點。“詩緣情而綺靡”中的“詩”屬於文類範疇，而“綺靡”則是詩歌的語體風格。
西方對文體的分類與文體的概念緊密相連，古希臘哲學家安提西尼將文體分為“崇高的、平庸的和低下的三種形式；後來，這種三分法又變成了細膩的、粗獷的和華麗的”[12]。在此之後，對文體類型的劃分與個人對文體概念的理解密切相關。同時，文體類型的劃分與文類的劃分緊密相連。西文文類“genre”一詞源於法語，有“類型、種類、體裁、樣式”等義，指將具有相似結構特征的作品歸為一類。西方對文學體裁的分類最常見的是將文學類型分為詩歌、散文、戲劇和小說四種。“與三分法不同，四分法根據敘述詩與抒情詩都強調韻律、節奏，而把它們放到詩歌類下。這有利於人們掌握詩歌的總的特點。把小說單列一類，定名比較具體。並根據中國的文學傳統和現實，把散文單列一類，也補三分法之不足。”[13]但即便如此，西方慣用的四分法還是不能涵蓋中國古代文體中的所有文類。因此，在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中，不能一概套用西方的文類形式，而是應該立足於中國古代文學自身的文學類型，才不至於在具體的研究中出現削足適履的現象。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