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模式都是具有曆史性，是特定曆史條件中的產物，各有優點，也都有局限性。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應該基於一定的原則。恩格斯在《致斐·拉薩爾》的信中曾說：“您看，我是從美學觀點和史學觀點，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標準來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須這樣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對意見，這對您來說正是我推崇這篇作品的最好證明。”[1]恩格斯所說的“美學觀點”和“史學觀點”，正是我們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基本原則。
1.史學觀點
所謂史學觀點，就是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文藝作品，把握作品有沒有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曆史內容，從而判斷作品的曆史作用和曆史價值。這意味著把作家作品放在一定的曆史範圍內來考察，把批評對象與別的或同時代的作家和作品進行比較。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學藝術作品，本是一定曆史條件的產物，總與時代思潮相聯係。對於具體的文學作品，如果脫離開曆史及其語境，是無法正確加以理解的。比如，列寧在評論列夫·托爾斯泰時，就善於緊扣住時代特點加以分析。托爾斯泰在自己的作品裏，對1861年到1905年之間俄國的國家製度、教會製度、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都做了激烈的批判：“托爾斯泰的批判的特點和曆史意義在於，他用天才藝術家所特有的力量，表現了這一時期的俄國——即鄉村和農民的俄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觀點的急遽轉變。”[2]托爾斯泰是用宗法製的天真的農民的觀點進行批判的：“托爾斯泰的思想是我國農民起義的弱點和缺陷的一麵鏡子，是宗法式農村的軟弱和‘善於經營的農夫’遲鈍膽小的反映。”[3]
在我國古代，孟子即認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這種“知人論世”的觀點，其實是要求將書、人、世聯係起來考察。在現代，魯迅認為，文學批評必須堅持曆史的、全麵的觀點：“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4]因此，魯迅反對“摘句”，也反對以“選本”來概括作家或研究文學：“自然，如果隨便玩玩，那是什麽選本都可以的，《文選》好，《古文觀止》也可以。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麽，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比如陶淵明，選家們往往隻選取《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論客們讚賞“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以致人們往往認為陶氏隻是個靜穆飄逸的人物。其實陶淵明也有飽蘊深情的《閑情賦》：“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而且還有金剛怒目式的《讀山海經》：“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魯迅認為：“這‘猛誌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5]魯迅自己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評論陶潛及其他魏晉文人時，就善於緊扣住時代語境和社會思潮，全麵地考察作品和作者，因而成為文藝批評的典範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