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日本借法國敗降之機，逼迫法屬印度支那當局封鎖了印度支那與中國的邊界，禁止國外的援華物資過境；7月，日本又迫使英國暫時關閉滇緬公路3個月；8月1日，近衛內閣公開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外交方針；9月，日軍強行進駐印度支那北部，邁出了南進的關鍵一步，並開始插手泰國和印度支那的邊界衝突。為了保證南進的成功，9月27日，日本與德國和意大利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
日本的南進態勢，使英國政府產生了深深的危機感。鑒於在遠東防禦的虛弱狀態，英國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如何保護它的遠東利益。但是當時歐洲、地中海和中東的戰場形勢使英國根本不可能派出一支增援部隊去遠東。在這種情況下，英國采取了兩個措施：第一，召開有遠東地區各國的軍事指揮官們參加的一係列會議，解決防務難題；第二，繼續呼籲美國與英國進行軍事合作以對付日本的進攻。
國際形勢的惡化也迫使美國開始考慮和英國討論一旦美國參戰，美英戰時的大戰略問題。但是在雙方沒有製定明確的全球戰略的總原則之前，美國不可能在遠東防務問題上對英國作出明確的軍事援助保證。然而，考慮到菲律賓防務的薄弱狀態，以及遠東在美國世界戰略中的地位，美國也不能不考慮與有關各國作出某種安排，以便在一旦需要時能夠采取一致的軍事行動抵抗日本的進攻。因此，美國麵對英國呼籲所持的態度是：第一，介入有關遠東防務問題的討論與研究，“為未來的聯合行動計劃製訂一個框架”，以備美國被迫進入對日戰爭之用；第二，強調決不能承擔任何政治義務，也不能為一個同盟國的戰爭製訂明確的軍事計劃。[87]
於是，從1940年10月到1941年2月，英美兩國與在遠東有利害關係的荷蘭、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舉行了一係列雙邊或多邊會談。這些會談包括：1940年10月美國駐泰國海軍武官F·P·托馬斯（F.P.Thomas）中校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的、由英國駐遠東的三軍總司令在新加坡召開的有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緬甸、馬來亞及荷屬東印度的軍事代表參加的遠東防務會議；[88]同年11月，美國亞洲艦隊參謀長、海軍上校威廉·珀內爾（William R.Purnell）在新加坡與英國的軍事當局舉行的探索性會談；[89]11月底，英國與荷蘭在新加坡舉行的參謀會談；[90]1941年1月，珀內爾在巴達維亞與荷蘭太平洋海軍司令、海軍中將康拉德·赫爾弗裏希（Conrad E.L.Helfrich）舉行的美荷會談；[91]同年2月，珀內爾作為觀察員出席的、由英國遠東總司令羅伯特·布魯克-波帕姆空軍上將（Sir Robert Brooke-Popham）在新加坡召開的有英國、馬來亞、澳大利亞（代表新西蘭）、荷屬東印度代表參加的軍事會議。[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