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南北朝時期的劉勰道：“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途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分絲之亂。”[8]劉勰在這裏是講一般文章寫作，影視劇本的寫作也必須如此：其結構體猶如樹木或江河，必有許多枝條、支脈。於是，整理支脈要依從主流、剪裁枝條要遵循主幹，使影視劇的結構體符合主旨表現的需要，將各種內容匯集成有機整體，而沒有悖謬混亂的現象。
在具體體現中，結構體應怎樣體現這一原則呢？
可從兩個方麵加以考慮：
其一，影視劇的題旨不同，其結構體也應不同，使之成為表現影視內容最適當、最有力的形式。
比如同是寫冷酷的社會環境與善良、正直的人物性格相衝突的題材，美國影片《末路狂花》的主旨在於表現殘酷的社會環境對純潔善良的女主人公的迫害，因此，它的結構體就在逼使女主人公不得不一次次犯罪，並以此為借口，最終將殺害她們的陰險殘酷的社會環境層麵上展開，將其“以法律的公正麵孔而虐殺無辜”的本質正麵暴露在觀眾眼前。而日本影片《遠山的呼喚》則不同，它的主旨在於歌讚下層小人物在殘酷的社會大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正直善良的美好人性，因此，它的結構體就避免正麵表現社會環境對兩個主人公的迫害與摧殘，而以大量篇幅，用散文詩般的敘述，在似乎毫無衝突的日常生活中，使主人公獲得觀眾內心情感的認同。於是，當殘酷的社會逼壓突然而至之際，觀眾就不能自已地為兩個主人公的不幸湧出由衷的熱淚。
再比如同是“犯罪片”，一般的結構大都如此：因主旨是表現罪犯的凶殘以及法律的嚴肅，所以其結構體大都由兩大部分組成——罪犯凶狂殘忍的作惡行徑令人觸目驚心或慘不忍睹；警方與罪犯的鬥智鬥勇，最後正義戰勝了邪惡。而美國1996年的影片《死囚168小時》的主旨在於通過表現罪犯對死亡的恐懼，卻終於因罪惡深重而不得不以死來警誡世人，所以其結構就迥然不同了：它隻截取事件的最後一個階段進行展開，讓觀眾直視被判死刑，而且即將執行的罪犯最後168小時的種種場景與心態——他如何從開始的不認罪（因為吸食藥物，在恍惚迷亂狀態下的行為）、要求來陪伴死囚的修女為其奔走上訴，到在確鑿證據麵前不得不低下頭來；如何從開始的凶蠻瘋狂、亂喊大鬧，到終於認識到自己的難辭其咎而不無懺悔；如何從對人生的病態厭棄因而無可無不可到終於感到生命的可貴而渴望生存……這樣，觀眾就從開始的客觀審判者位置，不知不覺地移到罪犯的主觀感覺位置上來了。甚至竟有些哀憫起這個曾殘酷犯罪、罪該萬死的“人”來了！於是，也自然因其最終的難逃法網而更“觸目驚心”（甚至“感同身受”）地接受了影片的既定主旨：不要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