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史，均病誇大，而《魏書》尤甚。《史通》反對南北朝史最烈。其實南朝之史尚優於北朝。南朝之史有可笑者，如沈約《宋書》，闌入以牛易馬之語，於禪讓之間，常以忠於前朝者為不知天命，其失僅在文章褒貶之間，不如魏收《魏書》之誣誕。《魏書》誌官氏則曰“以鳥名官，遠師少皞”，無怪《史通》之斥之也（《史通》之語曰：“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鳥官創置，豈關郯子！”）。
又北人不讀詩書，而詔令口語，多引經典，亦無怪《史通》之讚王劭《齊誌》也（王劭《齊誌》多錄當時鄙語。《史通》曰：“渠們底個，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甿俗有殊，土風不類，劭之所錄，弘益多矣”）。《通鑒》於此，不甚別白，殆以為無關宏旨乎？《魏書》之外，周、齊二書，亦為誇大，至李延壽作《南》《北史》，稍為減殺。是故整理南、北朝史，殊非易事。
又《新唐書》采摭小說甚多，溫公則多依《舊唐書》，刪存去取，其難百倍於他書也。統觀《通鑒》所采，西漢全采《史》、《漢》，東漢采《範書》十之七八。魏晉至隋，采正史者，十之六七，唐則采正史者十不及五（溫公於《舊唐書》亦不甚滿意）。至五代則全據《薛史》。編輯之時，漢魏屬之劉攽，晉至六朝屬之劉恕，唐及五代屬之範祖禹。三人分修，而筆墨相近，蓋溫公頗加斟酌於其間也。
大事之後，又係以“臣光曰”之論斷，較之袁書，此為簡易。較之荀書，此為透徹。書成上表，謂“精力盡於此書”，信不誣矣。書以“資治”為名，則無關政治之處，自非所重，是以不甚信“四皓”之事，於嚴子陵亦僅略著數筆，至於文人，尤為疏略，如欲考究文化，僅讀《通鑒》，仍有所不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