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史而存《春秋》筆削之意，本非所宜。其謬與《太玄》擬《易》相同。王通作《元經》，大書“帝正月”，傳為笑柄。明人作編年史，多法《綱目》。乾隆禦批《通鑒輯覽》，亦依仿《綱目》，更不足道。蓋以一人之私意予奪也。其有自以為無誤而適得其反者，如唐狄仁傑，人皆目為良臣（中宗複位，得力於張柬之。柬之，狄所舉也），而《輯覽》則以為狄仕於周，於“同平章事”上應書“周”字。是非背於大公，即此可見。其奪益王、衛王之紀年，更無論矣。
徐鼒作《小腆紀年》，專紀南明三王之事，自宜以三王紀年，而仍大書分注，以清帝紀年。然則稱大清紀年可矣，何謂“小腆”哉！徐鼒生道光時，鴉片戰爭之後，已無文字之獄，尚有此紕謬，難乎免於劉知幾之所謂“黨護君親”矣。筆削之書，孔子而後，世無第二人。太史公、司馬溫公所不敢為，而後人紛紛為之，不得不歎《綱目》為始作之俑也。
《明史》文章，視《宋史》為勝，唯其書法有不如《宋史》者。《宋史》於益、衛二王附本紀之末，一如《後漢書》之於未逾年之君著之先帝本紀之後者。王鴻緒《明史稿》以福、唐、桂三王列入“宗室諸王傳”，尚可謂之特筆。於乾隆時重修《明史》，則以之附於先王傳後。須知本紀如經，列傳如傳，有君而不立本紀，其臣將何所附麗哉！如福王時史可法，唐王時何騰蛟，桂王時瞿式耜、李定國等，讀其傳者，將不知所事何人，此《明史》荒謬之處也。徐書更不足道矣。
要之，褒貶筆削，《春秋》而後，不可繼作。《元經》一書，真偽不可知。《綱目》則晦庵自視亦不甚重。尊《綱目》為聖書者，村學究之見耳。編年之史，較正史為扼要，後有作者，隻可效法《通鑒》，不可效法《綱目》，此不易之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