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誌》亦有“六書略”一門。夫六書之法，限於中國文字，而此則以滿文、蒙文、回回文充之。見篆書有倒薤、懸針、垂露諸體，亦被滿文、蒙文、回回文以倒薤、懸針、垂露之名。又以大寫者為大篆，小寫者為小篆，稱大篆為史籀作，小篆為李斯作，豈非可笑之甚耶！當時若僅續修一部，或《通典》或《通考》，自唐至明，附以清製，固未嚐不可。
無如高宗之好誇大，欲多成巨帙，以掩前代所作，不知適以招疊床架屋之譏也（清帝康熙最為聰明，天算、詩文，確有長處。雍正專意政治，不甚留意文學，其《硃批上諭》，宛然訟棍口吻。乾隆天資極鈍，而好大喜功，頗思囊括中國全部學問。當時考據之風盛，故《樂善堂集》中亦有考據文。又好作詩，其在蘇杭一帶石刻者，皆可笑）。要之，清代政書，終以《大清會典》為少疵。《通典》、《通考》皆不足觀。是故，《九通》之中，獨杜氏《通典》最當詳究，不僅考史有關，以言經學，亦重要之書也。
章實齋因當時戴東原輩痛詆《通誌》，故作斥馬申鄭之論，謂《通誌》示人以體例，本非以考證見長。不知鄭氏所誌，若果在標舉綱領，則作論文可矣，何必抄襲史傳，曾不憚煩如此。以此知鄭氏之作，正欲以考證見長耳。章氏所言，適得其反。然章氏譏彈《通考》之言，固自不謬。謂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
獨斷、考索欲其智，比次之書欲其愚。馬貴與無獨斷之學，《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為道，又有未盡。此論也，切中《通考》之失。然不知官修之書，分門纂輯，比次自不至疏陋。馬氏以一人之力，成此巨著，一人之力有限，宜其不能盡比次之愚，又何其論考索之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