崑繩、剛主，亦是習齋一流，唯主張井田，未免迂腐。繼莊精輿地之學。《讀史方輿紀要》之作，繼莊周遊四方，觀察形勢，顧景範考索典籍，援古證今，二人聯作，乃能成此钜著。此後徐乾學修《一統誌》，開館洞庭山，招繼莊纂修。繼莊首言郡縣宜記經緯度，故《一統誌》每府必記北極測地若幹度。此事今雖習見，在當時實為創獲。
大概亭林、船山，才兼文武。桴亭近文，習齋近武，桴亭可使為地方官，如省長之屬。習齋可使為衛戍司令。二人之才不同，各有偏至，要皆專務修己治人，無明心見性之談也。
東原不甘以上列諸儒為限，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其大旨有二：一者，以為程、朱、陸、王均近禪，與儒異趣。一者，以為宋儒以理殺人，甚於以法殺人。蓋雍乾間，文字之獄，牽累無辜，於法無可殺之道，則假借理學以殺之。東原有感於此，而不敢正言，故發憤為此說耳。至其目程、朱、陸、王均近禪，未免太過。
象山謂《六經》注我，我不注《六經》，乃掃除文字障之謂，不可謂之近禪。至其駁斥“以意見為理”，及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之說，隻可以攻宋儒，不足以攻明儒。陽明謂理不在心外，則非如有物焉，湊拍附箸於氣之謂也。羅整庵（欽順）作《困知記》，與陽明力爭“理氣”之說，謂宋人以為理之外有氣，理善，氣有善有不善。夫天地生物，唯氣而已，人心亦氣耳。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有秩序者也，非氣之外更有理也。理與氣不能對立。東原之說，蓋有取於整庵。然“天理”、“人欲”，語見《樂記》。《樂記》本謂窮人欲則天理滅，不言人欲背於天理也，而宋儒則謂理與欲不能並立。於是東原謂天理即人欲之有節文者，無欲則亦無理，此言良是，亦與整庵相近。唯謂理在事物而不在心，則矯枉太過，易生流弊。夫能分析事物之理者，非心而何？安得謂理在事物哉！依東原之說，則人心當受物之支配，喪其所以為我，此大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