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王篇》言鄭子陽遺粟於列子，據《史記？六國表》、《鄭世家》，子陽之死在周安王四年，是時上去孔子之卒八十一年。列子與子陽同時，遺粟之時，蓋已年老，問關尹事當在其前，關尹受老子之書又在其前，如此上推，則老、孔本同時，列子與墨子同時。然老子著書傳關尹，關尹傳列子，此外有無弟子不可知。齊稷下先生盛言老子，則在墨子之後五六十年。近人以為思想進步必須有順序，然必須一國之中交通方便，著書易於流布，方足言此。何者？一書之出，人人共見，思想自不致卻退也。
若春秋之末，各國嚴分疆界，交通不便。著書則傳諸其人，不若後世之流行，安得以此為論。且墨子足跡，未出魯、宋、齊、楚四國。宋國以北，墨子所未至。老子著書在函穀關，去宋遼遠，列子鄭人，與宋亦尚異處，故謂墨子未見老子之書可也。墨子與孔子同為魯人，見聞所及，故有“非儒”之說。然《論語》一書，恐墨子亦未之見。
《論語》雲：“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而《禮記》：“悼公之喪，孟敬子食食。”可見《論語》之成，在魯悼之後，當楚簡王之世。是時墨子已老，其說早已流行，故《論語》雖記孔子“天何言哉”之言，而墨子猶言天誌也。
又學派不同，師承各別，墨子即見老孔之書，亦未必遽然隨之而變。今按儒家著書在後（儒家首《晏子》），道、墨著書在前。《伊尹》、《太公》之書，《藝文誌》所不信，《辛甲》二十九篇則可信也（辛甲道家，見《左傳》襄四年）。墨家以《尹佚》二篇開端，尹佚即史佚也。
《藝文誌》所稱某家者流出於某官，多推想之辭。唯道家之出史官，墨家之出清廟之守，確為事實。道家辛甲為周之太史，墨家不但史角為清廟之守，尹佚亦清廟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