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本紀》載其事在孝公元年，當梁惠王十年，上距魏文侯之卒，僅二十六年，故商鞅得與李悝相接。商鞅不務術，刻意任法，真所謂出於理官者（《法經》即理官之書也）。其餘申不害、慎到，本於黃老而主刑名，不純以法為主。韓非作《解老》、《喻老》，亦法與術兼用者也。太史公以老、莊、申、韓同傳，而商君別為之傳，最為卓識。大概用法而不用術者，能製百姓小吏之奸，而不能製大臣之擅權，商鞅所短即在於是。主術者用意最深，其原出於道家，與出於理官者異。春秋時世卿執政，國君往往屈服。反對世卿者，辛伯諫周桓公雲：“並後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左傳》桓十八年）。辛伯者，辛甲之後，是道家漸變而為法家矣。
管子亦由道家而入法家，《法法》篇（雖雲“法法”，其實仍是術也）謂：“人君之勢，能殺人、生人，富人、貧人，貴人、賤人。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其懼大權之旁落如此。
《老子》則雲：“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語雖簡單，實最扼要。蓋老子乃道家、法家之樞轉矣。其後慎到論“勢”（見《韓非子？難勢》），申不害亦言術。勢即權也，重權即不得不重術，術所以保其權者也。至韓非，漸以“法”與“術”並論，然仍重術。
《奸劫弑臣篇》所論，僅防大臣之篡奪，而不憂百姓之不從令，其意與商鞅不同。夫大臣者，法在其手，徒法不足以為防，必輔之以術，此其所以重術也。《春秋》譏世卿（三傳相同。《左傳》曰：“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意亦相同。春秋之後，大臣篡弑者多。故其時論政者，多主專製。主專製者，非徒法家為然，管子、老子皆然，即儒家亦未嚐不然。蓋貴族用事，最易篡奪，君不專製，則臣必擅主。是故孔子有“不可以政假人”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