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商君書》列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名為“六虱”，實有九事。商鞅以為六虱成群，則民不用，去其六虱，則兵民競勸。而武侯《出師表》稱“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誌慮忠純”，可見武侯尚誠信貞廉為重，非如商鞅之極端用法，不須親賢臣遠小人也。
《商君書》雲：“善治者使蹠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盜蹠乎？勢不能為奸，雖蹠可信也。勢得為奸，雖伯夷可疑也。”獨不念躬攬大柄、勢得犯上，足以致人主之疑乎？夫教人以可疑之道，而欲人之不疑之也，難矣。作法自斃，正坐此論。及關下求舍，見拒而歎，不已晚乎？
《韓非？定法》雲：“申不害言術，公孫鞅為法。二者不可相無。然申不害徒術而無法。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托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徒法而無術，其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資人臣而已矣。
及孝公、商鞅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奸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其言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