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備紀年時月日，《尚書》往往有年有月有日而無時（唯“秋大獲”一句紀時，其餘不見），其紀年月日，又無定例。如《書序》：“唯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此所謂“十有一年”者，以文王受命起數，非武王之紀元也。紀年之法，苟且如此，即為未有《春秋》編年之法之故。
今人以為古聖製禮作樂，必無不能紀年之理。其實，非唯周公未知紀年之法，即孔子亦何嚐思及本紀、世家、列傳哉！太史公《三代世表》謂“餘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可見史公所見周秦以前書不少，而紀年各不同。
今觀《竹書紀年》（七國時書），自黃帝以來，亦皆有年數。而與王孫滿所稱“鼎遷於商，載祀六百”之言違異。此為古無紀年之作，後人據曆推之（戰國時有六家曆，《漢書？律曆誌》所雲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是也。《藝文誌》“春秋家”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當亦此類）。各家所推不同，故《竹書》所載與古語不符也。
太史公不信譜牒，故於三代但作《世表》，共和以後，始著《十二諸侯年表》。《大戴禮？五帝德》稱宰予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如當時有紀年之書，宰予何為發此問哉！劉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班氏以為推法密要，然周以前不可推。以古人曆疏，往往有日無月，不能以月日推也。
《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元年。餘意《春秋》之作，即在共和之後。蓋宣王即位，補記共和國時事，而有《春秋》也。觀《十二諸侯年表》，諸侯卒與即位均書年，可見《春秋》編年之法即在此時發明者，於是厲王出奔，宣王未立，“元年”者，誰之元年乎？《春秋》以道名分，故書共和元年也。《墨子？明鬼》，曆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而始於杜伯射宣王事。前乎此者，但征及《詩》、《書》而已。可見宣王以前無《春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