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所載五十凡例，杜氏以為周公之舊典。蓋據傳凡例謂之“禮經”，而謂此禮經為周公所製也。然時王之禮皆是禮經，豈必周公所製然後謂之“禮經”哉！餘意五十凡例乃宣王始作春秋之時王朝特起之例。列國之史，其凡例由周室頒布，抑列國自定，今不可知。要之，當時之禮即可謂之禮經，不必定是周公作也。
作史不得不有凡例，太史公、班孟堅之作有無凡例不可知，範蔚宗作《後漢書》則有之（《宋書？範曄傳》雲：班氏任情無例，吾雜傳論，皆有精意，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唯今不可見。唐修《晉書》，非一人之作，不得不立凡例以齊一之。宋修《新唐書》，呂夏卿有《唐書直筆新例》一卷（見《宋史藝文誌》）。
《新唐書》本紀、誌、表，皆歐陽修作，列傳，宋祁作。二人分工，如出一手，凡例之效也。大氐一人之作，不願以凡例自限。《春秋》本不定出一史官之手，無例則有前後錯誤之虞。故不得不立凡例。唯《左傳》舉五十凡例，不知為周史所遺，抑魯史自定之耳。
自來論孔子修《春秋》之故者。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公羊》之論，較《孟子》為簡賅。然《春秋》者，史也。即在盛世，亦不可無史。《尚書》紀事，略無年月。或頗有而多闕，僅為片斷之史料。《春秋》始有編年之法，史法於是一變，故不可謂《春秋》之作專為撥亂反正也。宋儒以為《春秋》貴王賤霸，此意適與《春秋》相反。
《春秋》詳述齊桓、晉文之事，尚霸之意顯然。《孟子》、《公羊》，同然一辭。雖《孟子》論人，好論人心，以五霸為假。然假與不假，《春秋》所不論也。貴王賤霸之說，三傳俱無，漢人偶及之，宋儒乃極言之耳。三傳事跡不同，褒貶亦不同，而大旨則相近。所謂絀周、王魯、為漢製法者，《公羊》固無其語。漢儒附會以幹人主，意在求售，非《春秋》之旨也。要之，立國不可無史，《春秋》之作，凡為述行事以存國性，以此為說，無可非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