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作《春秋》，如欲包舉列國之史，則非修周之“春秋”不為功。然周之“春秋”，孔子欲修之而不可得，魯為父母之邦，故得修魯之《春秋》耳。然魯之《春秋》，局於一國。其於列國之事，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隱諱，不能得其實事。既魯史載筆，亦未必無誤。如此則其紀載未必可信，不信則無從褒貶，不足傳之後世。以故孔子不得不觀書於周史也。既窺百國之書，貫穿考核，然後能筆削一經爾。
嘉慶時，袁蕙纕據《左傳》從赴之言，以孔子未嚐筆削。然此可以一言破之：魯史以魯為範圍，不得逾越範圍而竄易之，使同於王室之史。孔子之修《春秋》，殆如今大理院判案，不問當事者事實，但據下級法庭所敘，正其判斷之合法與否而已。傳曰：“非聖人誰能修之？”焉得謂孔子無治定舊史之事哉！乾隆時重修《明史》，一切依王鴻緒《明史稿》，略加論讚。孔子之修《春秋》，亦猶是也。所以必觀書於周史者，《十二諸侯年表》雲：“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據此，可知孔子觀周與修《春秋》之關係淺，與作《左傳》之關係深。然自孔子感麟製作，以訖文成，為時亦當一年，更逾年而孔子卒。
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授弟子，恐非期月之間所能深通。今觀仲尼弟子所著，如《曾子》十八篇，無一言及《春秋》者。太史公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信矣！蓋《春秋》與《詩》、《書》、《禮》、《樂》不同，《詩》、《書》、《禮》、《樂》，自古以之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