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之言至明白，而後人不了其義，遂有漢儒之妄說。夫司馬子長身為史官，作史固其所也。班孟堅因其父業而修《漢書》，即有人告私改作國史者，而被收係獄。《後漢書》亦私家之作，然著述於易代之後，故不以私作為罪。《新五代史》亦私家之作，所以不為罪者，徒以宋世法律之寬耳。若莊廷私修《明史》，生前未蒙刑罪，死後乃至戮屍。國史之不可私作也如此。故孔子曰竊取、曰罪我矣。
孔子之修《春秋》，其意在保存史書，不修則獨藏周室，修之則傳諸其人。秦之燔書，周室之史一炬無存。至今日而猶得聞十二諸侯之事者，獨賴孔子之修《春秋》耳。使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傳》，則今日之視春秋猶是洪荒之世已。（以上論孔子修《春秋》）
《公羊傳》雲：“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語不然。公羊在野之人，不知國史，以事實為傳聞，其實魯有國史，非傳聞也。董仲舒、何休更以“所見之世”為著太平，“所聞之世”為見升平，“所傳聞之世”為起衰亂，分二百四十二年以為三世，然《公羊》本謂“《春秋》撥亂世反諸正”，是指二百四十二年皆為亂世也。
僖公《經》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左傳》稱“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似傳意以此為孔子所修。然《史記？晉世家》稱“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則知此乃晉史舊文，孔子據而錄之耳。是故杜氏以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是孔子新意，正未必然。
唯《趙世家》雲：“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此當為孔子特筆。又《左傳》具論《春秋》非聖人不能修，蓋以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為孔子特筆。此外，則孔子特筆治定者殆無幾焉。《春秋》本史官舊文，前後史官意見不同，故褒貶不能一致。例如《史》、《漢》二書，太史公所譏，往往為班孟堅所許。《春秋》之褒貶，當作如是觀矣。宋人謂《春秋》本無褒貶（朱晦庵即如此說），則又不然。三傳皆明言褒貶，不褒貶無以為懲勸，亂臣賊子何為而懼也。胡安國謂聖人以天自處，故王亦可貶。此又荒謬之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