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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達夫從上海移家杭州，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剛好一年，文中說一年半，或許是從他營建新家“風雨茅屋”開始算起。鬱達夫妻子王映霞是杭州人，而鬱達夫中學時代在杭州求學，應該說對杭州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但是鬱達夫移家杭州以後，生活並不愉快，後來甚至認為移家杭州是錯誤的選擇，是毀家的開始，後悔未聽魯迅的勸阻。不過，這篇文章雖說對杭州的民性和民俗多有批評，但文中所言並非是基於個人私憤，也許是因為對家鄉愛之太深，故也責之太切。
杭州的出名，一大半是為了西湖。而人工的建設，都會的形成，初則是由於唐末五代，武肅王錢鏐（西曆十世紀初期）的割據東南，——“隋朝特創立此郡城，僅三十六裏九十步；後武肅錢王，發民丁與十三寨軍卒，增築羅城，周圍七十裏許。……”（吳自牧《夢粱錄》卷七）——再則是由於南宋建炎三年（一一二九），高宗的臨安駐蹕，奠定國都。至若唐白樂天與宋蘇東坡的築堤導水，原也有功於杭郡人民，可是僅僅一位醉酒吟詩攜妓的郡守的力量，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和帝王匹敵的。
武肅王錢繆：吳越國（公元852年-932年）的開創者，臨安人。
建炎：南宋宋高宗第一個年號。
據說，杭州的杭字，是因“禹末年，巡會稽至此，舍航登陸，乃名杭，始見於文字。”（柴虎臣著《杭州沿革大事考》）因之，我們可以猜想，禹以前，杭州總還是一個澤國。而這一個四千餘年前的澤國，後來為越為吳，也為吳越的戰場，為東漢的浙江，為三國吳的富春，為晉的吳郡，為隋唐的杭州，兩為偏安國都，迭為省治，現在並且成了東南五省交通的孔道，歌舞喧天，別莊滿地，簡直又要恢複南宋當時的首都舊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