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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小說寫作於1932年,當時的政治形勢非常複雜,一方麵是國民黨嚴酷的政治壓迫,文網甚密,此前不久,左聯五烈士被殺;另一方麵,當時左聯宗派主義盛行,鬱達夫受到排擠。在兩方麵的壓力下,鬱達夫心生退隱之情,這篇小說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寫成的。作品用一個隱居鄉間的名醫,曲折地表達了鬱達夫當時的心態。
一夜北風,院子裏的鬆泥地上,已結成了一層短短的霜柱,積水缸裏,也有幾絲冰骨凝成了。從長年漂泊的倦旅歸來,昨晚上總算在他兒時起居慣的屋棟底下,享受了一夜安眠的文樸,從樓上起身下來,踏出客堂門,上院子裏去一看,陡然間卻感到了一身寒冷。
“這一區江濱的水國,究竟要比半海洋性的上海冷些。”
瞪目呆看著晴空裏的陽光,正在這樣凝想著的時候,從廚下剛走出到客堂裏來的他那年老的娘,卻忽而大聲地警告他說:
“樸,一清早起來,就站在院子裏去幹什麽?今天可冷得很哩!快進來,別遭了涼!”
文樸聽了她這仍舊是同二十幾年前一樣的告誡小孩子似的口吻,心裏頭便突然間起了一種極微細的感觸,這正是有些甜也有些苦的感觸。眼角上雖漸漸帶著了潮熱,但麵上卻不能自已地流露出了一臉微笑,他隻好回轉身來,文不對題的對他娘說:
“娘!我今天去就是,上東梓關徐竹園先生那裏去看一看來就是,省得您老人家那麽的為我擔心。”
“自然啦,他的治吐血病是最靈也沒有的,包管你服幾帖藥就能痊愈。那兩張鈔票,你總收藏好了吧?要是不夠的話,我這裏還有。”
“哪裏會得不夠呢。我自己還有著,您放心好了,我吃過早飯,就上輪船局去。”
鬱達夫小說的主人公多是體弱多病,病在這篇小說有兩層隱喻:一是以“病”暗示遊子在外的困頓;二是在外漂泊的“病”,隻有安寧的鄉間才是療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