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光複後第十六個年頭的我，對戰爭的記憶似遙又近。
遙遠的是，十六年足以讓當年躲在防空壕的五歲小女童變成我的母親，也讓偷采米豆葉療饑的九歲男童變成我的父親，讓匍匐於斷屍血河躲過轟炸的新寡少婦變成我的祖母。戰爭是他們那一代的故事，然而又覺得近在眼睫。因為十六年不曾讓窮僻的農村更富庶，尤其每年夏秋二季漫淹水災，擺在前麵的永遠是地瓜簽稀飯、蘿卜幹便當。聽到隔壁女童因偷吃她阿爸的“白米飯”被阿母痛打，聽到村子裏把七歲女兒送去當童養媳，因為飯量太大……饑餓，仍是我們這一代的童年。所以，每一個長到十四五歲的少年少女都懷著同一個心願：“到城市去，去找更多的食物！”不管當貨運工人、修車廠學徒、成衣廠女工、餐廳小妹、勒索的太保、搶劫的強盜、幫傭的少女或是不成熟妓女……我們要把豐富的食品包裝得漂漂亮亮的，在中秋節、年夜飯時帶回家，給我們的弟弟妹妹每人“一個”豔紅的美國蘋果，給阿母一支口紅，給阿爸一件新汗衫。每當在路上看到與我年齡相仿的人，從他們臉上仍然追溯得到過去的辰光；這些與我一樣尋找野果、瓜實大嚼鹹通草的同伴，他們是我的弟兄、姐妹，是戰後最後一批挨餓的兒童。
近年來，我不斷地重複一件工作，以筆記、錄音的方式逼迫我的鄉親父老去回憶，我要知道“生番”掠村、“日本人”搜糧、爭地血毆如何在這個小村落裏進行。如果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得的是戰亂與饑餓的病，每一代的子民都必須重新麵對曆史，麵對幹涸的血跡再一次沉思——我們是這麽辛苦才活下來的。我們比任何一個民族更有權利討論明天。
戰爭的回憶是殘忍的，饑餓時的大量口水已幹成父老臉上的痛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