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一支特殊學術訪問團悄然入駐陳家村。
領頭的是中山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林致遠。
這位林教授，當年是參與製定第一版《基層治理優化建議方案》的發起人之一，也曾擔任過多個國家治理現代化課題的牽頭人。
他是帶著懷疑來的。
畢竟，一個沒有法條、沒有章程、沒有領導簽批的製度係統，憑什麽能靠一群“普通農民”撐起幾百個村的自我運行？
可當他踏入祠堂，看到那堵“失敗製度公示牆”時，眼神變了。
那是一麵老磚牆，布滿手寫草案、圈批、錯詞、標注、箭頭、修改建議、群眾留言……像極了一部“製度野生史書”。
而牆角有一塊最老的製度草案，上麵寫著：
“共田初稿V1.0”
“失敗原因：分賬時沒考慮誰去地頭看賬。”
“村民留言：我家幹了十天活，最後說賬本寫漏了，我不信！”
林致遠站在那塊牆前，愣了很久。
半晌，他轉身對陳鵬飛說了一句話：
“你們這不是‘製度’，是‘製度記憶體’。”
“這不是標準化係統，而是——製度意識。”
“我明白了，蜂窩不是在教人治理，而是在讓人明白——我也可以治理。”
“我也可以治理。”
這句話，被蜂窩平台編輯成了一張圖，掛在全國各地的“共議會所”門口。
它不是口號，是一種覺醒。
製度，不再是上麵安排的，是我可以寫的。
……
學術界在震動。
很快，清華、北大、中山、複旦等高校接連發來合作申請，希望能夠以“蜂窩製度”為藍本，搭建“村治製度演化數據庫”，用於高年級教學與治理模型對抗實驗。
聯合國鄉村自治研究組也發來郵件，希望訪問蜂窩製度圖譜，作為東亞地區“去中心自治實踐樣本”之一進行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