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過後，陳家村迎來了一場別開生麵的課堂。
不是蜂窩係統的製度講座，也不是鄉建專家的指導課，而是一場專門為“十四歲以下”少年開設的試點課程，名字叫——“咱村的賬是怎麽來的”。
講課的人不是誰別的，正是張浩。
他站在蜜果學院的老黑板前，戴著棉帽，板書工整，語氣認真。
“同學們，今天我們不上曆史，也不上語文。咱們來講講‘咱村的賬’，講講為啥你們爸媽有工分、罐頭有標簽、咱村的地能按勞分紅，而不是你家幾畝地你自己種、你自己賣。”
教室裏坐著二十多個孩子，最大的十五歲，最小的八歲。他們一開始有些走神，直到張浩拿出一張陳舊的工分表，展開在講台上。
“這是我當年第一年回村時，幹活記的第一張工分單。我貼了一百二十張標簽，最後記了三塊六毛五。你們猜，當時我高興不高興？”
孩子們都搖頭。
“我高興得不得了！”張浩笑了，“不是因為錢，而是因為我知道，這三塊六毛五，是我幹的每一個動作換的，不是誰賞我的，不是村幹部按關係分的。”
“咱們村，後來為什麽走出來了？不是因為我們有人當官了、有人發財了，而是因為我們能把一張紙，一筆賬，幾十年用下去，而且不怕貼在牆上給人看。”
他把手按在黑板上，慢慢寫下幾個字：
“製度，是讓人說得清、分得明、走得遠的東西。”
孩子們眼神開始聚焦。
其中一個小女孩問：“那為啥別的村不這麽幹？”
張浩沉吟了一下，答：“不是他們不想幹，是他們不知道這條路咋走，也沒人陪著他們試第一步。”
“咱們村當初幹第一批共田的時候，也有人反對。說‘你一個外頭回來的，還想教我們分地？’但我們最後還是把賬貼出來、把錯改出來、把活幹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