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如果懂得這麽多有關催眠暗示和行為控製等方麵的知識他肯定受過相關的學習，或者本來就是心理學上的專家。”話一說出口葉枚就覺得不對勁了，不過苗沙並沒有被這句話刺激到。
“有可能，但是別把信息放在這一點上麵。”苗沙說道，“每一個精神病都是心理上的專家，這句話忘記是哪一個心理醫生說過的話了。把這句話再結合另外一句話，每個人都有精神病。這樣看來每個人都是心理專家了。”葉枚注意到苗沙經常引用一些他人說過的話來支持自己的想法，不過很多話葉枚聽都沒有聽到過，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地從第三人的口中說出來來增加語言的可信度。
“罪犯肯定經曆了非常大的事情而那件事情改變了他的整個世界觀價值觀。越是極端的想法越能牢固地控製人的意識。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苗沙竟然以自己作為講解的例子，“每個人都有精神病，有極端複仇想法的人肯定是最嚴重的一類。用剛才的兩句‘名言’來理解這類人就更具有影響周圍人的能力。”
葉枚的一個簡單的問題又引發了這麽長篇的講解。
“對罪犯來說三名凶手在作案過程中的哪一個行為是最重要的？”
“當然是能保證罪犯自我安全的自殺行為了。”這個問題葉枚已經多次想過了。苗沙沒有說話平靜地看著葉枚期待著她能說出更多的話語，兩秒鍾後葉枚終於沒有讓他失望，“三次案件中三
名凶手都完成了自殺行為，罪犯肯定在他們之前就專門對自殺行為做過測試。不隻是自殺行為，開鎖、與人接觸等重要的環節也肯定是熟練*作後才和殺人行為一起測試的！”葉枚激動地說道。
“還有，仇殺的案件也要調查一下。一號案件罪犯測試的是讓被實驗者毫無理由地殺死他人，這需要從催化已經有仇恨的人去殺死仇人開始做起。”苗沙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