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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來的就隻有比爾了，史邁利這樣想。
在大多數的倫敦夜晚裏，隻有短短的一段時間是萬籟無聲的。十分鍾、二十分鍾、三十分鍾，有時甚至一小時，聽不到醉漢的呻吟、孩子的哭叫、汽車緊急刹車時車胎擦地的聲音。在蘇塞克斯花園，這段時間是在午夜三點左右以後。但是那天夜裏卻提前到一點鍾，那時史邁利又站在斜窗口，像個囚犯似的往下麵看著波普格拉漢太太的一片沙石地，那裏剛有一輛貝德福特牌旅行車停著。車頭上貼著許多標語：“悉尼九十天”，“直抵雅典”，“瑪麗·勞，我們到了”。車廂裏有燈光，他猜想大概有什麽年輕人在那裏尋歡。孩子，他應該這麽叫他們。窗戶上有窗簾掩住。
他心裏想，現在留給我的隻有比爾了，他仍呆呆地看著旅行車的窗簾和車頂上醒目的環遊世界的吹噓。現在留給我的就隻有比爾了，我們在貝瓦特街有過一次融洽的交談，隻有我們兩個人，兩個老朋友，兩個老戰友，“不分彼此”，就像馬丁台爾那麽優雅地說的一樣，不過那天晚上安恩被打發走了，這樣可以讓兩個男人推心置腹地談一談。他心裏重複說，現在留給我的就隻有比爾了。他覺得血往上湧，眼前金星直冒，自製力開始急劇減退。
他到底是誰？史邁利覺得不認識他了。每次想到他，總是把他的形象想得太大了，而且每次不同。在安恩和他勾搭上以前，他以為他很了解比爾：了解他的優缺點。他屬於戰前那一類人，現在看來似乎已永遠消失了，他能夠同時做到既聲名狼藉，又品格高尚。他的父親是個高等法院法官，他幾個美麗的姊妹中有兩個和貴族結了婚。他在牛津的時候支持不吃香的右派，而非吃香的左派，但是從來沒有和這些人關係緊張。他從十幾歲開始就是個熱心的探險家，還是膽大心細的業餘畫家，他的好幾張油畫至今仍掛在邁爾斯·塞康比在卡爾登花園的庸俗大宅裏。他在中東一帶的每個大使館和領事館都有熟人，肆無忌憚地加以利用。他學起冷僻的外語十分容易，一九三九年大戰一爆發，圓場就找到了他，他們注意他已好多年了。他在戰時的表現令人眼花繚亂，他無處不在，魅力十足，作風不落俗套，有時甚至荒誕不經。他可以說頗有英雄氣概，把他比作勞倫斯是無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