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醫生的話是不能全信的，比如他跟我說，這一次手術的成功率還是很高的，隻要我耐心的跟醫生配合即可，然後一回頭，負責給我查房的非洲妹子就跟我說，在這裏至少要呆上大半個月，每天還需要觀察身體的各項指標，最終確定是否能夠手術。
敢情到頭來，百分之五十的概率，都是忽悠人的，因為每個人的身體素質不同，能否手術，還是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那麽，我能做的，難道就是躺在這裏繼續療傷嗎？
這個問題前後困擾了我三天，直到某天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我從噩夢中醒來，我忽然做了一個決定，我要回A市。
假使我的人生隻剩下一段時間，我想，我應該去做一些事情，至少在我離開這個世界前，我要知道她的近況。
沒有經曆過病痛的人，或許會認為這是一種矯情的說法，可是對一個生存幾率很小的我而言，卻不是。
我甚至在想，用這樣的一段時間，真正的考驗那個叫梁文浩的男人，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老太太當然是不同意的，這段時間和各種醫療器械打交道，我的體重明顯下降了許多，這無疑會給比較敏感的媒體一些機會，大家都知道我向來是出入不定，也曾對我的身體問題進行猜測，若是這個時候被媒體抓到把柄，問題可想而知，再者，我現在是入院觀察期間，我身體上的數據決定了活下來的幾率，這個時候，誰都害怕萬一。
張醫生已經安排了堪培拉的私人醫院，那裏環境相對於米蘭好很多，適合手術，同樣也適合手術後的修養。
老太太這般安慰我，其實我是能夠理解的，可無論她這一次多麽堅決，我都不能按照她說的軌跡前行了，是的，我堅決的告訴她，我要去見那個女孩子。
“為什麽一定要在這個時間去？”老太太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