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教育方麵，司馬光也有著自己的理念，而且與王安石是非常像似的，也都是要追求實用性，而不是那些毫無用處，誇誇其談的學問。
這一點從司馬光的文章就能看出來，他的文章是非常樸實無華，連半個華麗的詞藻就找不出。
當然，王安石的文章雖然華麗，但關鍵他能在保持賞心悅目的同時，還能夠做到字字珠璣，針針見血，勝司馬光可不止一籌。
這個就隻能用天賦來形容。
但是二人的區別也非常明顯，王安石上來就是要大刀闊斧，不破不立，逆天改命。
而司馬光則是謹小慎微，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就是非必要時刻，就不要去改變法律，小修小補即可。
二人的性格都非常執拗，目的也相差不差，他們都認同宋朝存在諸多弊政，但手段卻是截然不同。
更為有趣的是，二人是深知對方的優點和缺點。
故此他們都認為如果交給對方去改革，一定會失敗的。
此時他們也都認為，當下教育是必須改革，而且教育也是延續自己的政治理念的唯一途徑。
可他們二人之間總會出現區別的。
王安石是先要政治改革，教育改革隻是他政治改革其中的一環，他的戰略，是先擴張自己在朝堂的勢力，等到時機成熟，再推行教育改革。
司馬光在接下司法改革的重擔後，第一步想得就是培養這方麵的人才，當時他就主動邀請張斐。
他的打算先培育出一批專業人才，然後再徐徐漸漸進行全國範圍的改革。
隻不過在王安石的鞭策下，他也不得不加快自己布局，否則的話，將無人可限製新法。
但他仍然非常謹慎，他隻是將蘇軾、範存仁這兩個道德、才幹都信得過的人，安排到一些關鍵州縣上麵，而不是王安石的新法全國執行，他也立刻在全國進行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