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後，即至正二十年四月，“浙東四先生”一同到達了應天，元璋對此欣喜不已，他先將四人安排在臨時設於孔廟中的客棧居住，為了彰顯自己禮賢的誠意，他又命人專門建造了一座“禮賢館”供四人居住。
不過，由於劉基、章溢和葉琛都有點芥蒂在心，顯得有些拘束，畢竟他們都為元朝出過力，不像宋濂那樣很快就與當地儒士打成了一片。
在召見四位先生時，元璋一麵親自安排座位，一麵虛心請教道：“今日咱為天下屈四先生，而今四海紛爭，不知何時可定，望四先生暢所欲言才好！”
客套過後，章溢當即站起來拱手答道：“天道無常，唯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者能得之。”
這跟朱升的論調差不多，但還不夠具體，但元璋見宋濂、葉琛二人也出來附和，便道：“咱平素都是這樣教導將士們的，但是咱的軍令總有不到之處，往後還得嚴加管束才是！”
其實對於軍、民，元璋總是會分開對待，尤其是針對張士誠的部隊。因張士誠大方又無紀律，甚得廣大將士的歡心，此人又奸謀迭出、細作廣布，所以元璋總是對被俘的張家軍士卒不太放心，思來想去，忍不住痛下殺手：比如至正十七年八月，耿炳文部生擒張部一千餘人，這些人後來都被押到應天處死了；至正十九年五月，元璋在浙東曾將張部降卒五千餘人分與帳下，以便留守婺州，但又擔心他們心生叛意，欲帶回應天，中途則又擔心他們逃亡，最後幹脆都斬殺於雙溪之上，一時間把雙溪的水都染成了紅色。
顯然，章溢等人都聽聞了有關元璋殺俘的風聲，他們出於最基本的道義立場，想要委婉地勸說元璋慎殺。可是在元璋看來，宋濂、葉琛、章溢不免都有些書生氣，自己何嚐是喜歡殺戮、慣於造孽之人？隻是如今身處這種環境和地位，為求自保，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也許隻有等到天下一統了，才真正可以一切都付諸法製（他已經注意到，自秦漢以來，曆朝取天下的，還真沒有一個可以做到慎殺的）。不過，對於為什麽人與人要這樣互相殘殺，元璋自己心裏也不那麽清楚，隻能歸咎於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