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璋所說的北方的“好熱鬧”，正是讓他與陳友諒敢於放手大打的契機，這源於李察罕與孛羅帖木兒等人之間的內訌。
話說至正十七年時，紅巾軍攻入了關中，在接到陝西省台的告急後，李察罕即領大軍入潼關拒敵，結果紅巾軍一敗塗地，李察罕又因功授資善大夫、陝西行省左丞。
次年，為了應對紅巾軍對大都的圍攻，李察罕受詔親率一軍屯駐於涿州以拱衛大都，其他軍隊仍駐留關中一帶；東路紅巾北伐軍被擊潰後，李察罕又受命前往鎮壓中路北伐軍。等到河東之地被基本平定後，李察罕被晉升為陝西行省右丞，兼陝西行台侍禦史、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
此時李察罕已儼然成為大元帝國的柱石，為了便於指揮軍隊協同作戰，皇帝於是下詔，命李察罕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荊、襄（即西係紅巾軍的地盤），“便宜行閫外事”。如此一來，李察罕已形同一方諸侯，於是他更加緊練兵訓農，並以平定四方為己任。
至正十八年，劉福通攻克中原重鎮汴梁後，為了占據有利地形，李察罕北塞太行山，南守鞏、洛一帶，與紅巾軍展開對峙。不久，他又被加封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河南行省同知行樞密院事，握有便宜行事之權。
次年，李察罕欲收複汴梁，他部署諸軍步步緊逼，對汴梁展開了越來越緊密的圍攻。到這年八月，汴梁城已是糧盡援絕，終於被李察罕率領的元軍攻破，而劉福通等則帶數百騎掩護著小明王從東門突圍而去，最終在小城安豐落腳。
河南之地的紅巾軍勢力皆被平定，於是李察罕派人前往京師報捷，眼見社稷、國脈終於被暫時保住了，一時間元廷歡聲動中外。河南被再次平定，江浙的方國珍、張士誠又都再次被招安，此時大元頗有點振作起精神的跡象。朝廷自然也不會虧待李察罕，更不敢虧待他，於是又將他拜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陝西行台禦史中丞，仍便宜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