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學成為中國古代最正統、最有影響力的核心價值觀之後的兩千多來，學者、思想家、官僚和教育家在很多時候可以集多種身份於一人。這與儒學重視教育，倡導“入世為官”的傳統思想密切相關，也與起源於隋朝的科舉製度密不可分。考取功名、做官為政是讀書求學的動力和目的；當讀書達到一定境界時，自然成為了學者和思想家；當取士失意或辭官回鄉，一個讀書人最好的選擇便是招徒講學，研究學問。縱觀義烏有史料記載以來的學人和教育家，這一特點同樣非常明顯。當然也有例外，作為教育家，更多的是從其對當地教育所做出的貢獻來判定的，因此，隻要對義烏教育發展有所貢獻的就是義烏的教育家，他可以不是學人或思想家，很多開設學塾或從事鄉村教育的鄉賢尤其如此。
義烏有史料記載的教育家的鼻祖應屬南齊（479—502年）時期的婁幼瑜。宋濂的《華川文派錄》將他與“初唐四傑”之一的著名詩人駱賓王相提並論。樓幼瑜，字季玉，東陽人，好儒學，他在烏傷聚集了學徒來教經授學，他的著作有《禮捃遺三十卷》與《文集六十六卷》、《隋書經籍誌注》傳世。他應是史料記載中義烏最早的教育家、經學家和文學家。
駱賓王（約627—約684年）是義烏人民最引以為傲的義烏學人，唐初最著名的詩人，與王勃、楊炯、盧照鄰並稱“初唐四傑”。唐高宗儀鳳四年（679年），駱賓王升任中央政府的侍禦史官職。曾經被人誣陷入獄，被赦免後出任地方官臨海縣丞，所以後人也稱他駱臨海。武則天光宅元年（684年），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他作為秘書，起草了著名的《討武氏檄》。駱賓王雖具有傳奇且為鄉人引為自豪的一生，但他一生都在全國各地奔波，對義烏家鄉的貢獻，特別是在教育領域並沒有任何記載，所以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