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卡夫卡的作品一樣，當我們可以把意義從熟悉的井然有序的支撐事件中分離出來，有時候會得出一個矛盾的觀點。達達主義的藝術家，也想要解構熟悉的現實，對鬆散聯想的衝擊力也很感興趣。他們設法鬆開將人們束縛於破壞性的價值和行為的僵化思想，他們特別反對戰爭的非理性。他們目睹了成千上萬的殺戮和殘害，這是一種非理性的表現形式，而他們則說：“你們想要非理性，我們就給你們非理性——不會假惺惺地偽裝。”通過抹去理性，他們意圖將我們的思想帶回到一張白紙的狀態，很久以前約翰·洛克描繪過的樣子。在試著掩飾思想時，他們又會解放思想去學習新的東西。舊有的意義阻礙改變的機會，因而他們選擇拒絕他們覺察到的預先安排的精神連接。在達達主義與超現實主義運動中，創造變化的需求帶來了打亂熟悉的線性思維的過程。
對體驗的重組，解除了對事件線性的壓縮，即必須要自由地在任何預設發展線和無拘無束的自由聯想之間來回穿梭。當個體確信那些繞來繞去的想法本身非常有趣，而且遲早會講得通時，頭腦就可能以最高標準地對非線性體驗保持開放。有時候這個信念會來自於一些暗示——發散的想法會使你有所收益，而有時候這個信念會來自於對指導者技術的全然信任。
有一個關於這種信任很好的例子，在催眠治療師米爾頓·艾瑞克森的工作中可以看到。他經常跟他的患者講些寓言似的故事。由於有重大的時間間隔，這些故事可能對聽者來說無法理解。而艾瑞克森的患者或培訓生，都知道他對隱秘的適宜性有精妙的感知，所以都願意和他那些看上去不相關的故事待在一起，那些故事或多或少都有些隱秘的信息，直到它們含蓄的教誨得以揭示出來。有時候，這種啟示會馬上出現，有時候會晚一點出現，而有時候效果會無意間出現，根本沒有任何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