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立可舒”上傾注了5年的心血，5年的艱辛不足為外人道。我遍訪每家公司，跑完了國內跑國外。在每個國家都會遇到新的問題。
在巴黎的一天晚上，我拜訪了一位名醫。他告訴我說我的精神過於緊張，他說：“能夠拯救你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家好好休息。”
我說：“我沒有家，我都住在賓館裏。那個賓館就跟這兒差不多，我最好還是待在這裏吧。”
但他依然堅持要我回家休息。於是我想到了位於密歇根春湖湖畔的那個果園，小的時候我常常在那邊犁地。我想起了一個名字，羅伯特·費利滋。我聽說他修建了一個旅館，所以我就給他去了封電報問他能不能收留我。
我在紐約收到了他的回信。旅館已經拆了，但他有一座裝修整潔、舒適宜人的屋子。他說：“你隻管拿著行李包入住就好。”
因此我給他寄了張支票支付住宿費，隻帶了行李就隻身前往。我度過了三個月的愜意時光，每天就是曬曬太陽，睡睡覺，玩一玩，喝喝牛奶。之後我去了芝加哥，全然決意要放棄那些曾把我搞得神經緊張的工作，準備開始過安靜的生活。我請了一些朋友來到我的午餐會，宣告自己將從此告別生意場。那是我一生最開心的日子。我依然打算要做點事，但我希望未來我可以為了名而非利去做廣告。
上第二道菜的時候，一個年輕男子來到我的桌旁。他說：“洛德暨托馬斯公司的拉斯科先生希望您今天下午可以給他打個電話。”
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在我看來，這意味著一段新的被剝削的事業的開始。意味著我會再一次因神經緊張、心力焦慮而生病。這意味著我又要夜以繼日地向別人展示其他方法，教他們怎麽賺更多的錢。
我走到朋友的那一桌，說道：“拉斯科先生不能這麽做，我已經鞠躬盡瘁了。我會去見他的，因為我很敬重他。但他再也不能夠引誘我去投身廣告的浪潮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