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精彩的文字，其含義和價值都必須高高溢出那表麵的邊緣，勾引出繁複遼遠的情緒。它的內容和價值永不依賴字麵，卻取決於其情緒撩引的質量。
蕭乾寫小說時，中國現代新文藝正處在少年期。當賽珍珠批評中國的文學太缺乏創造精神時，他還辯駁說，中國的小說家已逐漸由任靈感盲目差使，進而為有意識的藝術者了。並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參悟出比文學概論更切實的藝術教訓。作家們懂得先將題材交給理智檢選，再浸到想象的熔爐裏進行修剪和彌補，並以文字的符號表現出來。狹窄的民族題材和傷感的人道主義，隻能博得幼稚作者的青睞。漸趨成熟的小說家正追求一種“壯美”的文學意緒，從詩歌的疆域探險故事的題材和背景，脫離那種呆板維肖的照相，在文字繪畫裏融入藝術的想象。
但蕭乾對中國30年代初的小說並不滿意，他認為大部分作品還是沾著太足的浪漫氣息，宿命的悲劇成為最流行也最方便講的故事。無意中，賺一點兒眼淚仍不失為作品的主要目標。似乎隻有令讀者“酸心”的人物才能讓人記住。他對形式上叛革傳統，但隻注重追求流行技巧和漂亮皮毛的小說，以及“文藝畫報化”的創作傾向，非常反感。覺得，丟棄了藝術又丟棄了大眾的文藝是沒有出路的，中國的文藝應向結實處走。（參見《創作界的瞻顧》）
他深知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需要“堅實”的作品。浪漫盡管是人的根性，但現實的時代是不能以酒肉的沉湎和飄渺的理想來敷衍的。文字上要保持情緒的美，觀念上卻應暫時放下古典的好夢，腳踏實地地處置生活。中華民族正如一匹被新獵來鎖在動物園中的巨獸，麵對暫時的困圍苦難，它還睜著目光炯炯的雙眼，挺起堅硬的脊骨，雖不能翻身，還不甘卷臥；不露疲倦，也不肯鬆懈。它時刻敏銳地關心著鐵籠的隙縫。所以，蕭乾崇敬有著“炯炯目光”和“堅硬脊背”的作品。他自己便是在這樣的心緒下，寫出了《郵票》、《栗子》、《曇》、《皈依》等“硬性”的作品。（參見《答辭·堅實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