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以真人真事為素材的文學樣式在實際上所遇到的問題、困難和障礙，要遠比一般詩歌、小說和散文多。過去把它歸於散文之下，我認為可以讓它獨立於小說、散文之外，形成一個獨立的品種。
1949年以後，蕭乾像大多數國統區來的知識分子一樣，帶著一種浪子回頭式的贖罪心理，決心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種心情從他這一時期特寫的題目就能感覺到，如《生活在怎樣偉大的時代》、《我驕傲作毛澤東時代的北京人》、《我決心作毛澤東文化軍隊裏的一名戰鬥員》、《時代正在草原上飛躍》等。
1949年10月，蕭乾被任命為英文刊物《人民中國》的副主編兼社會組組長。隨即，參加了對妓女、舊警察、乞丐和流氓的改造工作的采訪報道。用他的話說，他當上了“人民的吹鼓手”。他說他從妓女的改造中懂得了為什麽要革命以及革命就是解放的道理，因為他看到公然存在了上千年的妓女製度，瞬間即被共產黨的人民政府毀滅了。那些在鞭子和饑餓逼迫下，出賣肉體供嫖客泄欲的本性善良的姑娘，被救出火坑，獲得解放。他根據采訪來妓女血淚史，寫成一篇英文特寫《她們重見天日：北京妓女的改造》，發表在1950年3月號的《人民中國》上。
1950冬，蕭乾赴湖南采訪土改運動，趕寫出大型特寫《土地回老家》，旨在通過具體事例，向世界廣大讀者描述中國為什麽要進行那場鬥爭，並用事實說明運動期間各個環節的政策以及土改後中國農村必然起的巨大變化。蕭乾後來說：這東西寫得十分粗糙（是照著土改手冊和文件寫的），沒什麽藝術性可言。它所以受到那樣注意，無非是由於當時地球上各個角落都渴望知道中國的土改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而這個特寫提供了一幅比較具體而完整的圖畫……盡管粗糙，這畢竟是我解放後第一次的習作，帶著自我改造的迫切要求采訪來的。一個多月的工夫，我同福全滾在一張木板**，房子四麵漏風，一個清晨醒來，發現我們兩人的被子上覆蓋了一寸多厚的雪。回到北京突擊寫稿時，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當時心裏隻有一個願望：讓全世界讀者看到中國土地改革的政策是多麽英明而嚴謹，階級路線多麽科學而明確。而且除了個別有血債的地主，對一切人都給予出路。全文並不著眼於人物的塑造或氣氛的烘托，而是圖解般地交代政策的細節以及可能出現的偏差。它並不是文藝作品，而是根據村子裏幾個典型人物構成的連環圖畫——一本土改手冊寫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