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雖出生於宣統元年，但從懂事起一直是共和國的公民。以他最起碼的政治常識，帝製與共和的區別首先在於：前者是一個人或他的王朝說了算，而共和則是每個公民都應有發言權。
然而從二十年代軍閥混戰到三十年代國民黨統治時期，不是張作霖、吳佩孚說了算，就是蔣介石說了算。遇有不同的聲音，不是失蹤判刑，就是飲彈龍華。邵飄萍因言論而遭軍閥槍殺，蕭乾自己也在小小年紀因參加共青團而被關進張作霖的偵輯隊，要不是被他就讀的教會學校的洋校長保釋出去，也難保不丟命，因那是個可以不審就斃人的地方。所以1939年他不是從一個共和國，而是從一個實質上是帝製國家前往英國的。看到人家的領導是靠選票上台的，因而，不稱職可以罷免或下次不選；看到即便在戰時，那裏的人民也言者無罪，對不適當、不合時宜甚至不順眼的事，可以指了首相的名字痛斥，而不至關監獄，更不會失蹤，自然好生羨慕。
還有叫他更難以理解的，不但民間可以暢談國事，甚至正當英國獨自在對德意法西斯作著民族存亡殊死戰的時刻，倫敦還在公開發行著兩家反戰的報紙：一份是從宗教上反戰的《和平新聞》，另一份是擁護納粹盟友——蘇聯的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當時蘇聯還與納粹簽了友好協定）。邱吉爾首相迫於輿論的壓力，還向一個因在言論上與政府唱了反調而受處罰的老人賠禮道歉。要是換個地方，這兩份報紙即便政府不禁，民眾也會把它搗毀。
蕭乾看到二戰首先比的是人心向背，其次才是武器優劣。在他心目中，言與行是很難分的。大敵當前，除了奮起抗敵的主流之外，竟然還有唱反調的，國家處在生死關頭，卻出版反戰報紙，鼓吹和平，還不構成叛國行為？然而不，那自然會為正義之聲所壓倒。德軍飛機來襲，如有人朝天空打一下手電，即便出於疏忽，也輕饒不了，會處以重刑。而出版反戰報紙，仍屬言論，隻能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