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20世紀的小說寫作開拓了新天地，無視這樣裏程碑式的作品，就是一種缺憾，一種落後，一種損失。
翻譯家黃雨石在他中譯喬伊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的譯後記裏提到，《尤利西斯》和《芬內根的覺醒》是作者更為重要的兩部書，但難以譯成其他任何語種，更不用說漢語了。單從這個意義上講，蕭乾、文潔若夫婦曆時四年，合作翻譯《尤利西斯》真是對人類文化的一大重要貢獻。他們的出發點其實隻有一個，那就是凡具有世界意義而外國有的東西，中國也應該有，否則就是落後。他們為我們的民族文化填補上一個缺了太久的空白。
有意思的是，當蕭乾在研讀喬伊斯半個多世紀之後，應上海譯林出版社社長李景端先生之約，打算動手翻譯，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裏借回幾部英文版《尤利西斯》的時候，他發現有部兩卷本的《尤利西斯》正是他1939年剛到劍橋時買的。兩本書的邊頁上滿是讀書時做的筆記或注釋。書的扉頁上還有這樣一段描述：“聯軍因比（利時）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戰場時，身為外國男性，每早六點前、晚八點後即不許出門（女性為十點半）。讀此書以消磨日子。”
在翻譯過程中，文潔若初譯，再由蕭乾校訂並潤色，他努力把艱澀難懂的原作化開，使譯文盡可能流暢，口語化，有時還不自覺地打上京腔。《尤利西斯》書中除夾著法、德、意、西及北歐多種語言外，還時常使用希臘、拉丁、希伯來等古代文字，甚至包括梵文。再加上喬伊斯經常使用生僻字眼，尤其是古語、俚語及行話，給翻譯帶來極大的難度。另外，書中涉及的領域非常之廣，描寫也是包羅萬象，包括哲學、宗教、音樂、天文、地理、風土、法律和醫學等許多門類的知識。表現技法上，荒誕、言情、現實、抽象、意識流等什麽筆法都有。為便於讀者和研究者更深入和精確地理解、把握原作的精神，蕭、文夫婦參照多種讀解、注釋讀本，共標出5000多個注腳，其中第9章的注釋文字幾與正文篇幅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