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文學作品有粗細之分，有的甚至很八股，很枯燥，但五四以來，除了偶然出現的文妖張競生，還沒有作品教唆人誨**誨盜。
1979年2月，中國作家協會為蕭乾平反，確認1957年的右派實屬錯化。9月，應美國依阿華大學“國際寫作協會”主持人聶華苓之邀訪美。後來，他根據美國之行寫了幾篇各有特色的散文，像《依阿華的啟示》、《美國點滴》和《在康奈爾校園裏》。但我總的感覺是，寫作上他還沒完全放開手腳，寫得很拘謹。這和他此時的心態有關，稍後寫成的長文《改正之後》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那是他為自己的心靈畫的素描，以清新、流暢、不事雕琢的文字，描寫他在反右、文革中眼見親曆的苦難遭際，並深刻剖析獲得平反、改正之後的複雜心態。政治解凍了，知識分子的內心還沒有冰釋。創作和言論上，他們依然心有餘悸，步步設防。他審視自己的文章，也是常出現“冰碴”。這是因為政治的不穩定，常使人擔心陽光明媚的天氣，隨時會有冷風吹來。所以，他認為改善知識分子待遇應指兩方麵，除了物質待遇的改善，更重要的是要言論自由。因此，得到一紙“改正證書”，並不等於有了創作自由。《改正之後》記錄著他的成功與失敗、歡樂與悲哀、自豪與悔恨。
《解凍》這篇小短文雖是僅由一封書信引起的感觸，卻同樣是對這種心境的反思。其中說到1984年底他寫了篇《北歐的斯諾》，裏邊提到30年代後期歐洲知識界不少人“攻訐”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詩人邵燕祥讀後給他來信，認為“攻訐”一詞用得不妥，因為斯大林的確犯過那樣的錯誤。這引起他的內省，感到這不僅是個用詞不當的問題，斯大林的行為不早就在他心目中蒙上一層陰影了嗎？那何以還要在曆史麵前態度曖昧？原來是“梁校”先生仿佛還站在他肩頭，一想，心裏就哆嗦，言也就不由衷了。由此他覺得有必要給自己的內心來一次真正的“解凍”。如果不能說出心底的話，還不如當隻寒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