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表博文“勿給抑鬱症患者‘貼標簽’”後，受到許多朋友的批評。
所有批評概括起來，大約集中為一個問題：我反對追究孫仲旭的死因，是不對的。孫仲旭罹患抑鬱症，和他的生存狀態有關，有著明顯的社會性因素。孫仲旭之死，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抗。追問孫仲旭的死因，不是批評他的性格和質疑他的脆弱，而是對社會進行批判。
我理解這些朋友的善意和初衷。我當然也認識到孫仲旭作為翻譯家的生存狀態的窘迫，和他作為思想者麵對當今社會現實的苦悶。
但我仍然認為，當我們表達一個觀點的時候，仍然需要嚴密的邏輯，因果之間要有科學的、理性的一一對應關係。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孫仲旭之死和他的處境、思想、情緒、意誌、毅力等等，缺乏直接對應關係。（當然我不否認各種社會因素和人格因素的存在，但不是直接對應關係）
我想在此明確表達以下觀點：抑鬱症不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是“知識分子的心理病”。抑鬱症的對麵不是“不快樂”，而是“失去生命活力”。原因是大腦主導的荷爾蒙和化學反應失控。
具體地說，就是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分泌不足。後者可以簡單理解為興奮劑。缺乏這種神經遞質，意味著缺乏刺激物，從而生命缺乏足夠的動力和能量，造成醫學上的“精神運動性阻滯”現象。
這種現象下，患者做任何事情都會覺得艱難。吃飯、走路、洗澡、交談等等，平常人的平常事，對他們都是千難萬難，都需要極大的毅力。
再說一說抑鬱症群體的問題。
我反對抑鬱症是“知識分子專屬病”的判斷。這個判斷多半來源於想當然，出於自身對於社會現實的不全麵觀察。
我的觀點是：底層百姓比知識分子更容易罹患抑鬱症。這在經驗觀察層麵能夠得到驗證。據我調查，多個精神專科醫院的接診記錄證明，來院就診的農村居民占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