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我們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分歧。這種麻煩是思想理論分歧的反應。
當時，有兩件新聞引起媒體的青睞。一件是上海的國企改革方案公布；一件是中石化混合所有製打響第一槍，拿出30%的石油銷售請外部資本進行混合所有製經營。
到了隔年三月，混合所有製改革的論壇鋪天蓋地，一直開到年底。然而，政府智庫部門的研討會，多圍繞股權多少來討論，一方以維護公有製為旗號，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是主調;一方是鼓吹私有化，顯露出消滅國企的意圖。顯然，討論的焦點在所有權上，而不是經營權上；是要不要改革，而不是怎樣改革。這些論壇，很多加上高層兩個字，其實是花高層的錢，出自己的名。其實名也出不了，講的都是文件上的話，幾無新意，媒體對有地位而無實學的專家是根本不買賬的。
我是1980年開始從事國企調查與研究的，我對“資本”這個詞的研究曾經是下過功夫的。1995年，我在勝利油田住了58天，寫出並出版《資本經營論》這本書，我把馬克思“資本”這兩個字的含義改寫了，盡管冒了風險，社會終究接受了，黨的十五大把“資本”這個詞寫進報告，出現9次。還獲得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2010年底到北京，我在《中國企業報》總編輯任上組織了一場重樹國企形象的戰役報道。我發現，21世紀第一個十年，在國企改製紅利、加入世貿組織、上市募集資金、國企發展多元化、房地產牛市和2009年的投資刺激等多重因素帶動下，國企從虧損累累局麵走出來，變得做大做強。2003年，中國大陸隻有11家公司登上《財富》世界500強。而2015年，這一數字上升為106家，數量穩居世界第二，其中95家為國有企業。國企強則國家強，國企變化帶來的信心是令人振奮的。我們的研究也是有話說的,一時間頗成氣候。那次報道的文章受到多位領導的重視和批示。此後我研究國企改革五年，五年專做一事。漸漸地,我對於“新國企”這個詞產生懷疑。新國企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了多少倍，然而也膨脹了多少倍，可怕的是所有既得利益者也一起壯大了。薪酬膨脹了多少倍，年薪達到上千萬，暗地裏是腐敗能力膨脹了多少倍。既得利益者權力很大，於是改革就變得異常艱難了。我覺得國企“新”在生產力上，特別在規模與速度上，而在生產關係上並沒有進入新的境界，腐敗進入前所未有的地步。我們實在不好意思再做簡單的歌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