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有將近五分之一的成年人身患殘疾。認知障礙一類的殘疾不容易被人觀察到，而行動不便或視力問題就會比較明顯。
傳播學學者研究了殘疾人在工作場所如何應對挑戰。他們提出了兩種積極融入組織文化的策略。一種是同化（assimilation），適應和服從主流（非殘疾）群體。這涉及不強調差異，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要對殘疾保持沉默（一位參與者說，“你越少談論你的殘疾就越好”）。另一種是調節（accommodation），承認自己的殘疾並尋求可以顧及的方法，還可以包括教育他人關於殘疾的知識以及積極地消除誤解。研究發現， 部分參與者更適應調節的策略，另一部分參與者則更適應同化的策略。毫無疑問的是，他們都不想被自己的殘疾所定義。
約翰·阿爾特曼（John Altmann）通過講述自己因為殘疾而被打擊傷害的沮喪經曆強調了這一點。這次遭遇是在一位勵誌演說家向一群高中生進行演講時發生的。
演講者非常有魅力，表現出了他熱情、樂觀的性格和絕妙的幽默感。我和其他人一起笑個不停。但在大會結束時，我和我的朋友被演講者挑了出來，他說了一些殘疾人經常聽到的話——因為我拄著拐杖，她坐著電動輪椅，我們很“鼓舞人心”。
在那一刻，我的個性、我愛的人、我追求的興趣和我所堅持的信仰都變得毫無意義。我患有腦癱並拄拐杖走路的事實成了約翰·阿爾特曼和他所做一切的全部。
大會上坐我旁邊的朋友也是同樣的遭遇……我們想要超越我們的殘疾，克服殘疾並建立一個與殘疾人完全不同的身份。
許多殘疾人發現，同屬於一個由相似人群組成的社區是有益的。聾人文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聾人學校、聾人比賽（如世界聾人小姐選舉）、聾人表演藝術（如聾人喜劇演員）和其他組織把聽障人士聚集在一起。對於聾人社區的成員來說，與聽力正常的人“不同”並不意味著“不如”。一位失去聽力的前飛行員與他同樣失聰的同事講述了自己的中國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