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穎達，字衝遠，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人，孔子三十二代孫，曾奉唐太宗之命編纂《五經正義》，融合了南北經學家的見解，是集魏晉南北朝以來經學大成的著作，為經學的統一和漢學的總結做出了卓越貢獻。而在“詩言誌”這一命題上，孔穎達也是在總結前代各家觀點的基礎之上，進行了發展，提出了新的思想，是位很有成就的美學家。
孔穎達對於“詩言誌”的發展主要集中在對“誌”的理解上。
根據聞一多先生的看法，“誌”有三個意義，一是“記憶”，二是“記錄”，三是“懷抱”。而詩最初也是用來記誦的，因為詩在文字產生之前就已經有了，人們靠記憶來口耳相傳，因此，詩從最開始就很注重韻律和句法。在文字產生之後，詩就是“記錄”，用來記載事情和曆史。經過發展，詩與歌合流，具有了“懷抱”的意思。“懷抱”就是“誌向”。在先秦，“詩言誌”主要是指作者用詩來表現思想、誌向和抱負，而且這種誌向與政治和教化緊密聯係著。
詩歌作品是人們內心想法的表達，這種想法除了偏向於是非判斷、倫理道德的思想，還應該包括人喜怒哀樂的情感。可以看出，“詩言誌”中的“誌”最開始是側重於指思想的，但是發展到漢代和魏晉時期，人們開始注意“誌”中“情”的方麵。
《毛詩序》中說：“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是內心誌向的表達，而這種表達是因為“情動於中”，也就是內心感情的波動。因此，“誌”兼有思想和感情兩者，但是仍然偏重於思想。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誌，莫非自然。”認為人有七情，麵對事物而有不同的感覺，有感於外物而說出自己的“誌”，這是自然地流露。可見，《文心雕龍》也是將“誌”與“七情”緊密地聯係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