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物色》篇的重點是提出創作中人與自然詩意關係的問題,他從回顧曆代文學描寫人與自然景物關係的得失入手,重點提出了“心物宛轉”說。劉勰所說的“物色”,就是自然景物及其姿態顏色等。“物色”一詞在六朝時期已經很流行。《文選》所選詩篇中“物色”一詞經常出現。“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顏延之《秋胡詩》);“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榮”(鮑照《秋日示休上人》);“物色盈懷抱,方駕娛耳目”(謝朓《出下館》)等,這裏的“物色”都是指自然景物的聲音顏色容貌。如果說劉勰在《時序》篇專論文學與社會變化的關係的話,那麽緊接著的這篇《物色》就是專論文學與自然景物的關係。劉勰把《詩經》以來寫人與自然景物的詩意關係的創作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是“以少總多”的《詩經》時期,劉勰認為《詩經》常常是“一言窮理”、“兩字連形”,所以寫景抒情能做到“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第二是“重遝舒狀”的楚辭時期,楚辭所寫的景物更複雜,“物貌難盡”,隻好用“嵯峨”、“葳蕤”一類的詞語來應對,這樣就產生了重章疊句,而落入“重遝舒狀”。第三是“模山範水”的漢賦時期,劉勰對司馬相如等人一味鋪陳自然景色不滿,認為他們“詭勢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而繁句也”。第四是“文貴形似”的晉宋時期,認為這時的一些作家寫自然景色雖詳細卻太表麵,“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劉勰對後三個時期描寫自然景物的批評,表麵上是說他們寫得太繁瑣,不夠簡約,實際上更大的弊病是沒有在自然景物中充分地、詩意地寫出情來,景與情沒有達到詩意的結合。劉勰認為,一方麵“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要從山林自然中吸取文思之源泉,要重視對山水花鳥自然景物的描寫;另一方麵又認為這種描寫要“物色盡而情有餘”。這就是說既要重視自然,又要超越自然。用什麽超越自然,這就是人的情感對自然景物的深度的滲入。那麽,如何才能達到劉勰所說的“物色盡而情有餘”的目標,實現人與自然詩意關係的藝術描寫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劉勰在篇中提出了“心物宛轉”說:“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26]劉勰的觀點是,人們在寫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時候,要像《詩經》的作者那樣,為外物所感召,引發無窮的聯想。寫自然景物的氣息、形貌、風采、聲音,一方麵既要反複地跟隨著自然景物的身影,觀察它、體驗它,恭恭敬敬地對待它;另一方麵又要反複地聽到自己內心的情感聲音,聽取它、飽含它,順順從從地對待它,這樣就一定使心物會合,情物交融。劉勰反複申述他的思想,在本篇的末尾又說:“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情往似贈,興來如答”。這兩句話,加強了前麵所說的“心物宛轉”說。其意思是說,人反複觀察自然景物,而內心受景物的感動自然也就會有所傾吐;更進一步,情感從作家這裏“移出”到景物,贈予景物,使景物皆著人的情感色彩,這差不多就是裏普斯的“移情”說,而同時景物也會引發人的感興,情感就“移入”到人,這是景物對人的答謝,這就是古已有之的“感物”說。劉勰在這裏闡述了“由心到物”和“由物到心”的雙向互動過程,具體解釋了“心物宛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