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文學創作活動是怎樣發生的呢?
中西文論在這個問題上的回答是不同的。西方最早用“摹仿”論加以回答,他們說:“在許多事情上,我們是摹仿禽獸,作禽獸的小學生。從蜘蛛我們學會了織布和縫補;從燕子學會了造房子;從天鵝和黃鶯等歌唱的鳥學會了唱歌。”[6]這種“摹仿”說統治了西方兩千餘年,到19世紀初英國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等提出“詩是自然感情的泛溢”之後,“摹仿”說才被打破。但“摹仿”說的影響仍然還在,轉而以“反映”論的形式繼續流行。“反映”在黑格爾理論的框架中,是“再現”的意思,也就是“摹仿”的意思。中國古代對文學創作活動發生的回答,與西方大異其趣。中國古人一般用一個“感”字來描述文藝創作的發生,如《禮記·樂記》篇說: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
這裏是說音樂的產生是由於“人心之感於物”,實際上整個文藝的發生也是如此。班固《漢書·藝文誌》也寫道:
……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
這裏是說民歌的產生也由於“感”的關係。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誌,莫非自然。
上述所說的幾個“感”字一脈相承,但“感”作為人的一種心理活動,不同於“摹仿”活動,是顯而易見的。那麽“感物”究竟是怎樣一種活動呢?始終不太清楚。有不少學者在解釋上述理論時,完全用“反映”論來解說,認為這是“唯物主義”的,說明客觀事物是詩歌創作的直接源泉,詩歌是“客觀現實通過人的主觀情性的真實而自然的反映”。我一直感到這種解說是可疑的。在研究了《物色》的“陰陽慘舒”說之後,我認為“感”的意義才比較清楚地顯露出來。《物色》篇一開篇就寫道: